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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的身体也在报警。

    化疗后免疫力一直没恢复，别人感冒三天好，她感冒要十天。进了污染区就是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，她的脚踝又肿了——肾小球肾炎的老毛病，一累就犯。脚踝肿得像馒头，皮肤绷得紧紧的，发亮，按一下一个坑，很久才弹回来。她找了一双大一码的拖鞋穿着，在病房里走来走去，鞋底啪嗒啪嗒地响，像踩在水里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她蹲下来给一个孩子扎针。

    孩子才一岁多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脸涨得通红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手脚乱蹬，一脚踢在她肩膀上，一脚踢在她手臂上。她一只手按住孩子的头，另一只手找血管。两层手套，手感很差，血管摸起来像隔着一床棉被。她摸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摸到了——一条细细的、软软的、像橡皮筋一样的东西。

    针头刺进去。孩子发出一声尖叫，像一根针扎进她的耳朵。回血了，暗红色的血液顺着针管流出来，在透明管里慢慢爬。她松了一口气，那口气从胸腔里泄出来，像是憋了很久。

    站起来的时候，眼前一黑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慢慢变黑的。是突然的。像有人拉了一下电闸，整个世界啪地一声灭了。她扶住了床沿，手指扣住铁栏杆，指甲陷进掌心。她站了五秒钟。光慢慢回来了，从视野边缘往中心收拢，像退潮的海水。

    “王院长，您没事吧？”旁边的护士扶住她。护士的手托在她腋下，隔着防护服，她感觉不到温度，只能感觉到那只手在用力。

    “没事。低血糖。”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，剥开。巧克力被体温捂软了，黏在包装纸上，撕下来的时候拉出一道褐色的丝。她塞进嘴里，嚼了两下。甜腻腻的，糊在上颚上，她用力咽了下去，头不那么晕了。

    她靠在墙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
    脑子里全是那些孩子的脸。

    哭的——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喉咙，眼泪从眼角往下淌，流进耳朵里。笑的——笑起来露出两颗刚长出来的门牙，白白的，小小的，像两粒米。睡着了的——睫毛很长，在眼睑上投下两道淡淡的影子，呼吸均匀，小胸脯一起一伏。醒着的——眼睛睁得圆圆的，看着天花板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    最小的那个才六个月大。他躺在保温箱里，身上插满了管子——气管插管、胃管、深静脉置管、导尿管。管子比他的胳膊还粗，从他的嘴里、鼻子里、脖子里、尿道上伸出来，连接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上。他小得像个洋娃娃，一只手就能托起来。她每天去看他三次，看着他越来越好，她觉得再苦再累都有满满的成就感。

    不是岁月静好，而是他们这些医护人员以爱为铠甲、以责为锋芒，替患者挡住了世间风霜。病毒无情，人间有爱；正是他们万众一心，无畏前行，用那份担当照亮生的希望。

    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。

    早上六点——闹钟响第一声她就走进病区——穿好防护服，下午六点出来——脱防护服，每一步都要洗手，洗到手指脱皮。消毒——酒精喷在身上，凉飕飕的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。洗澡——热水冲在身上，把防护服里闷了一天的汗冲掉，汗水流进嘴里，咸的。吃饭——盒饭，菜是青椒炒肉，肉很少，青椒很多，饭是凉的，一粒一粒的，硬邦邦的。写报告——记录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变化，用药情况，检查结果。开视频会议——和省里的专家组讨论危重患者治疗方案，争得面红耳赤。凌晨一点睡觉——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监护仪的报警声。

    每一天都一样。每一天又都不一样。

    每天都有新患者进来。他们被救护车送来，被担架抬进来，被轮椅推进来。有的人还能说话，抓着医生的手说“救救我”。有的人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有眼睛能动，看着你，眼睛里全是恐惧。每天都有患者转出去。转到方舱，转到隔离点，转到其他医院。他们走的时候会回头看一眼，挥挥手，或者说一声“谢谢”。那两个字很轻，轻得像一片羽毛，但落在心上，沉甸甸的。

    有人在哭。一个老太太，老伴在楼上ICU，她在楼下病房。她每天站在走廊里，仰着头看天花板，像是能透过混凝土看到他在上面。护士劝她回去休息，她摇摇头，继续站着。有人在笑。一个年轻人，核酸检测转阴了，可以出院了。他站在医院门口，对着手机视频大喊“妈，我好了，我可以回家了”，喊完就哭了。有人喊“医生救救我”，声音从病房里传出来，穿过走廊，穿过塑料布，穿过防护服，扎进耳朵里。今天李明远在ICU里插了四十多个管。

    每一个关都是一场战斗。和死神抢人——他的手快，死神的手更快，他要比死神快零点一秒。和时间赛跑——血氧每掉一个点，大脑就缺氧一分，心脏就多跳十下。和自己较劲——他的手在抖，他的护目镜在起雾，他的心脏在疼，但他不能停。

    他的护目镜总是起雾。呼出的热气遇到冰冷的镜片，凝结成细小的水珠，把视野变成一块毛玻璃。他用尽了办法——涂碘伏，棕色的液体涂在镜片上，干了之后留下一层薄薄的膜。涂洗手液，透明的凝胶抹上去，用手指涂匀。塞纱布，把纱布卷成小卷，塞在护目镜的下沿，吸掉水汽。都不管用。

    后来他发现了一个窍门。进病区之前先把护目镜放在暖风上吹一会儿，等它热了再戴上。镜片和脸的温度一致了，雾气就会少一些。原理很简单——温差小了，水汽就不会凝结。

    王淑芬在普通病房里管了一百多个患者。

    每一个患者她都听呼吸音、量体温，外耳道都被听诊器塞肿了，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变化。张三，3月2日，体温38度2，咳嗽加重。李四，3月2日，血氧94，精神尚可。王五，3月2日，不肯吃饭，喂了半碗粥。她每天晚上回到驻地，第一件事不是吃饭，是把当天的记录整理成电子版，发给下一班的医生。她打字很慢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敲。敲错了就删掉重新敲。老花镜架在鼻梁上，镜片反着电脑屏幕的光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李明远在ICU里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患者。

   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。转院记录上写着她的名字——赵桂兰。病情很重，双肺全白，CT片上肺叶的轮廓几乎看不见了，只剩下一片雾蒙蒙的白色，呼吸机参数调到了最高——吸入氧浓度百分之百，呼气末正压十四厘米水柱——血氧还是维持不住。数字在八十和八十五之间挣扎，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水面上浮浮沉沉。

    李明远站在床边，看着监护仪，看了很久。他的护目镜上有一道雾气散开后留下的水痕，正好横在视野中间，把屏幕上的数字切成两半。

    “准备上ECMO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ECMO，体外膜肺氧合。这是最后的武器。把血从体内引出来，经过人工肺——一个拳头大小的塑料装置，里面装着几千根中空纤维，血液在外面流，氧气在里面走，通过纤维壁进行气体交换——加氧，再输回体内。相当于在体外给患者造一个肺。

    护士推来了ECMO机器。机器有一人高，管路已经预充好了，透明的塑料管里灌满了生理盐水，挂在机器两侧，像两条透明的肠子。李明远站在患者床边，开始穿刺。

    超声探头放在大腿根部，引导穿刺针一点一点地往里送，针尖移动得很慢，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。他的手上戴着三层手套，手感很差——血管的搏动传到手指上，被三层乳胶削弱了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、若有若无的震动。但他不敢摘。他盯着超声屏幕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看着针尖在血管里移动。针尖碰到血管壁的时候，血管壁会凹下去一点，像用手指按一块布。然后针尖刺破血管壁，噗的一下，进去了。

    屏住呼吸。

    回血了。暗红色的血液顺着针管流出来。

    颈静脉。同样的步骤，不同的位置。脖子上的皮肤很薄，超声探头放上去，血管的图像更清晰。黑色的，圆形的，像一口井。针头刺进去，穿过皮肤，穿过皮下组织，穿过肌肉，到达血管。回血。

    管路接上。他把股静脉的导管和颈静脉的导管连接到ECMO的管路上，检查每一个接头，确认没有松动，没有漏气。然后他按下了启动键。机器发出嗡嗡的声音，血被引了出来，顺着透明的塑料管流向人工肺。暗红色的静脉血进入人工肺，变成鲜红色的动脉血流出来。那种红色是活的，亮的，像春天的第一朵花。

    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开始往上走。

    八十。

    八十五。

    九十。

    九十五。

    数字一个一个地跳，每跳一下，李明远的眼皮就跟着跳一下。他退后一步，深吸了一口气。那口气吸得很深，像是要把整个ICU的氧气都吸进肺里。

    “李主任，您的手在流血。”旁边的护士指着他的手。

    他低头一看。右手的手套破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的。可能是穿刺的时候针尖划破的，可能是连接管路的时候被接口的棱角刮破的。食指上有一道口子，血正在往外渗，顺着手套的纹路往下淌，在指尖汇成一滴，滴在地上。地上已经有了一小摊硬币大的血，在白色地砖上格外刺眼。

    他摘下手套。食指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，从第一个关节延伸到第二个关节，皮肉翻开了，露出底下红色的组织。血还在往外渗，顺着手指往下淌，流过手掌，滴在地上。

    “没事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他伤口贴上创可贴。又戴上了一副新手套，把手套的袖口拉到防护服的袖口上，用胶带封好。

    护士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她的护目镜后面，眼睛红了。

    王淑芬那天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患者。

    一个三岁的小女孩，叫丫丫。入院一周了，病情一直不稳定。体温忽高忽低，早上退烧了，晚上又烧起来。血氧忽上忽下，刚升到九十五，过一会儿又掉到九十。她每天去看她，给她带糖果——大白兔奶糖，剥开糖纸，白色的奶糖上印着一只小兔子。给她讲故事——“从前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座庙，庙里有一个老和尚……”小女孩听得很认真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眨不眨。小女孩叫她“医生奶奶”。奶声奶气的，每一个字都拖得很长。“医——生——奶——奶——”叫得她心都化了。

    那天小女孩的病情突然加重。

    高烧不退，体温三十九度八，退烧药打进去了，过了一个小时，还是三十九度。呼吸急促，小胸脯一起一伏，像一只被追赶的小兔子。监护仪上的数字往下掉，血氧饱和度从九十五掉到八十。每掉一下，报警器就叫一声，滴——滴——滴——，像倒计时。

    王淑芬站在床边，看着那些数字。护目镜上的雾气散开了一道缝，她从那条缝里看出去，看到小女孩的脸。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干裂起皮，眼睛半睁着，眼珠子转得很慢。

    “准备无创呼吸机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护士推来了呼吸机。她把面罩扣在小女孩脸上，透明的塑料面罩，把她的鼻子和嘴巴都罩住了。面罩的边缘压在脸上，压出一道白色的印子。调好参数——吸入氧浓度百分之六十，呼气末正压八厘米水柱。面罩里开始起雾，随着小女孩的呼吸一起一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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